车向忱 著名教育家，东北抗日救亡的先驱，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辽宁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辽宁省主委。本文作者车红系车向忱的孙女。

车向忱青年时代积极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宅的壮举；他在东北地区首创平民教育，积极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抗战时期，他献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不畏艰难困苦，用两元钱创办东北竞存学校，学习“抗大”和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1949年前后,他主持东北的教育工作，为探索新中国革命教育规律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大学读书期间，车向忱便联合几名同学创办了中国大学平民夜校，亲自担任夜校主任。1923年，他写成《打破迷信》一书，提出相信科学、婚姻自主等进步主张，用自己节省的学费将书印制1000册，并声明不要版权，欢迎翻印，同时将其中一部分赠送给贫穷的民众。

1925年，车向忱于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奉天(今沈阳)市，先后在东北大学附属中学等3所学校任教。同期，联合大中学生，利用自己的工薪收入，创办平民夜校。1928年9月，车向忱首创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到处募捐，开展平民教育活动，并得到张学良将军的理解和支持。张学良曾向平民教育促进会捐助现大洋5000元，并应邀兼任该会名誉会长。在车向忱等人的推动下，全省20多个县共建起200多所平民学校，学生总数达8000多人。为总结创办平民学校的经验，车向忱编写了《辽宁国民简易教育概况》一书。

1929年夏，车向忱联络阎宝航、张希尧等人，发起组建了反日爱国的民众团体——“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他经常组织学生到街头讲演，下乡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拒毒禁烟。1930年，他还两次组织群众，在小河沿体育场焚毁了省邮政局扣留的日本人贩运的海洛因386包、鸦片烟400箱，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同期，车向忱还创办了《常识半月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进行反帝爱国宣传，被誉为“东北甘地”。

“九一八”事变后，车向忱离开沈阳去北平，组织东北学生军，训练抗日骨干力量，并与东北同乡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在北平共同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车向忱为“救国会”的常委、政治宣传部副部长，还参与军事部的工作。1932年初，车向忱潜回东北，在凤城见到了义勇军将领邓铁梅，代表“救国会”表示慰问。之后又会见了唐聚伍、李杜、马占山等。同年8月底，车向忱再回东北，在哈尔滨开设大同疗养院，掩护来往抗日人员，秘密为义勇军治疗伤病。1933年6月，车向忱第三次回东北，找到了杨靖宇所领导的南满抗日游击队，代表“救国会”商讨了援助枪支弹药等事宜。

1935年至1945年东北沦亡期间，车向忱应老友王以哲之邀来到西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车向忱在西安经常拜见张学良将军，向他宣传革命道理，探讨救国方略。

1936年春，车向忱创办了“东北竞存小学”，他亲任校长，专门招收东北流亡子弟及各地流浪孩子入学。在开学典礼上他对孩子们说，要和日本侵略者斗争，和卖国求荣的汉奸斗争，和一切艰难困苦斗争，时刻把爱国主义宣传放在第一位。

东北竞存小学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等均拨款资助。竞存小学的孩子们在车向忱亲自带领下，积极参与西安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们高举象征白山黑水的校旗，经常出现在西安街头、公园，呼喊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演出各种自编的节目，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竞存学校同样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关注和支持。1937年，周恩来批示当地红军办事处每月给学校300块钱的支助。当时学生们穿的棉衣是东北军捐献的军服，上课用的是军队提供的桌椅板凳，他们学习解放区抗大办学经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荒种地，在学校教务主任张寒晖(著名音乐家，《松花江上》作者)的指导下，自己造纸，编印课本。学校的教员来自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生，还有地下党员，他们自愿接受低薪，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

尽管环境艰苦，学校资格得不到蒋家政府承认，但教学质量是过硬的，成绩在当时的西安名列前茅。车向忱根据当时特殊情况，制定国难教育计划，他主持和执笔了《加紧实现扩大的国难教育》，对包括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在内的《中学之部》实施办法，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战时体制的新主张，并在教学当中穿插很多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每门课程内容设计都结合了战争时期实际情况，具有很大的实效性、实用性，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教育思想生动体现。 

车向忱在办学同时，经常应张学良、王以哲将军的邀请，为培养抗日救国骨干力量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学员作报告，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此外，他还多次到张学良组建的以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为核心的“学兵队”宣传团结抗日，并将自己主办的救国刊物——《东北通讯》送往“学兵队”和王曲军官训练团。他还编著成《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经验》一书，印制数千册分发给爱国官兵。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东北流亡同胞与西安各界群众联合召开了纪念大会，车向忱带领竞存小学的师生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说。大会开过之后，为了使东北流亡同胞团结起来，担负起“救亡图存，收复失地”的重任，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他与洪钫、金锡如等十余人经过紧张的筹备，于10月4日在竞存小学礼堂，召开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成立大会，有150多人前来参加。他被大家推选为大会主席，并在会上当选为“东救”的执行委员、主任委员。“东救”成立后，立即发表了《援绥募捐启事》，掀起了援助绥东抗战的热潮。 

两天之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在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车向忱代表“东救”参加了14个救亡团体的紧急会议，并共同联合署名发表了《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12月16日，在革命公园举行的拥护张、杨主张的市民大会上，根据车向忱的倡议，“东救”散发了《告西北各界同胞书》，热情地赞颂了张、杨二人为救国家、救民族而发动的兵谏。

国民党当局在扣押了张学良，拆散了东北军、西北军之后，对依靠共产党办学的车向忱恨之入骨，他们搜查学校，以莫须有的“汉奸”罪名，逮捕了车向忱和学校老师、工友。车向忱夫人翟重光奔走南京、上海等地，拜访老友阎宝航、高崇民等，进行营救。东北同乡会联名出保，中央军黄杰军长出面，多方声援，一个多月后，经历了关押、刑讯，车向忱等人才得以取保释放。

出狱后，车向忱办学劲头更足了，增设中学部三个班，还安插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作学校领导，学校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站。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竞存中学的监视活动也更加严密，还强令学校建立三青团组织。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焦虑、困惑中的车向忱很想再听听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分析，也很想把自己苦闷的心情向周恩来倾诉，他前往重庆，在老朋友阎宝航的协助下，四处奔波为学校募捐，并来到“周公馆”，把学校迁到凤翔后，学习延安“抗大”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开荒种田，造纸生产的情况一一向周恩来叙述，还讲了国民党迫害进步人士并监视竞存中学师生活动的事。周恩来听得特别仔细，认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详细同车向忱分析了国内形势，讲解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并指出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竞存”一定要存在下去，它是我们东北同胞团结斗争的象征，“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坚持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收复东北老家，打到鸭绿江边”。车向忱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车向忱带着中共和周恩来的深切关怀，回到了竞存学校。拿着临别之际周恩来交给他的5000元支票，竞存学校的师生们到秦岭山区买来建房材料，自己动手拉石头，打地基、运砖、和泥，盖了25间宿舍，解决500多名学生的住房困难。有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怀和支持，车向忱带领师生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狂风暴雨中，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12月13日，车向忱化名杨秀东，扮作商人，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到达日思夜想的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在枣园窑洞里亲切接见了他，询问竞存学校的情况，对延安的感受，又以征询意见的口吻问：“祖国光复了，车先生，您看做点什么工作呢？”车向忱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东北人，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毛泽东笑了笑说：“东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车先生还是愿意为桑梓服务!”

回到东北，车向忱迅速投入到旧中国教育体制向社会主义新型教育体制过渡的改造中。1946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指示，始终没有公开党员身份，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

面对日本统治了14年，国民党又盘踞了3年之久的沈阳，教育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车向忱自兼校长，1948年11月2日晚上，就率领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的干部，在沈阳开始了接收工作。本着东北行政委员会“全盘包下来”，然后再“清理、整顿、改造”的方针，将中山中学、青年辅导班、五个“流亡”中学总共6000多名师生、员工，加上教育部派出的20多名干部，临时组成了一个东北中学（分6所中学）。

不久，教育部研究决定，在东北中学的基础上，成立东北实验学校，作为中学师范、干部学校的实验。教育部直接领导。 

车向忱还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的委托，筹建东北三省民进组织。他多次召开座谈会，强调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认清民进的性质和任务，推动民进更好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文革”期间，车向忱和许多党政干部一样，遭受“专政”和“批判”，被扣上“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残余和代表人物”的罪名，但是他始终没有屈服，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给周恩来写信报告情况，坚信党的领导，还要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舟共济、薪火相传。今天回顾历史上的革命前辈和先驱者，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散发的光与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们今天也要有这样一种大情怀，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传承下去，让“大同”的精神永流传，让“五一口号”的精神永流传。